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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日语培训专家告诉我们日本诗的全盛期。
从日本近代诗运动的情况来看，诗论先行于诗创作。19世纪末作为最早的诗论之一的山田美妙的《日本韵文论》一文指出和洋两种语言的不同本质，反对机械地照搬西方语言的格律。他指出《新体诗抄》七，五调律的诗型，未能完全实现韵律的革新，因此在排除旧诗歌余情主义的同时，提倡实现言文一致。他主要是着重论述诗律、诗型和句法的方法论。其中森鸥外的《美妙斋主人的韵文论》0890批评了山田美妙的论点，强调诗的本质在于抒情性，同时论及鉴赏与批评的价值，但那只是片断，未能系统化。它们大多是属于形式论，对诗在近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合理的强调，缺少诗的本质论。尽管如此，他们的评论活动,提高了对西方诗的理解和创作新诗的热情，逐渐加强摄取西方诗的力度，促进了浪漫诗风的形成与发展。自北村透谷的《蓬莱曲》、岛崎藤村的《嫩菜集》、土井晚翠的《天地有情》问世以来，以浪漫的诗风开始，实现了《新体诗抄》以来所确认的近代新体诗的可能性。
这时期，上田敏引进西方象征诗及其诗论。他首先于1896年介绍了成为法国象征派信条的《诗法》,其后于《帝国文学》1898年7月号上发表了《法兰西诗坛的新声》,并不断在《明星》等杂志上翻译和介绍当时英法诗坛最新流派的象征诗，还译介了西蒙斯的《象征派文学运动》、维杰尼尔克科的《现代诗论》等诗论，为20世纪日本近代诗的全盛打下了基础。
集结在1895年成立的《文库》杂志的河井醉茗、伊良子淸白、横漱夜雨等“文库”派诗人在近代积极活跃。与此平行发展的是，与谢野铁干于20世纪开始的第一年成立新诗社，创办诗歌杂志《明星》，以它为代表的“明星派”,得到了浪搜主义的先驱者森鸥外，以及上田敏、马场孤蝶等旧《文学界》同人的支持,先后吸引了薄田泣堇、蒲原有明、岩野泡鸣、相马御风、石川啄木、长田秀雄、吉井勇、木下奎太郎、北原白秋等，从浪漫诗、唯美诗到象征诗全面地展开近代诗运动。西欧从浪漫诗、唯美诗到象征诗的兴衰变化，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末用了近二百年才完成。而从摄取西方诗开始的日本近代诗，发展却非常迅速，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,用了不及其十分之一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种变化，将近代新体诗产生的可能性变为现实。这一转折时期，是诗优于敝文占主导地位的惟一的时代。可以说，从本世纪伊始，日本近代诗迎来了一个全盛的新时代。
继上田敏的启蒙介绍之后，1905年出现了蒲原有明的象征诗集《春鸟集》和上田敏的象征诗译集《海潮音》，揭开了 20世纪日本近代象征诗创作史的序幕。同时引发了许多对象征诗的评论。比如樱井天坛在《论象征诗及有明的〈春鸟集〉》一文,指出有明混同象征性和象征主义的概念，批评了《春鸟集》对“部分象征一运用感觉印象的技巧是成功的；但整体象征一象征地表现统一的诗情则是尚未成熟的”。
与此同时，诗坛围绕象征主义进行了论争。片山孤村发表《神经质的文学》—文，以嘲讽和嫌恶的口吻写道；读这种象征诗，为立即了解其幽趣微韵，特别要具有敏锐的神经”，这样“被剌激疲惫了的近代人的过敏神经，成了印象的奴隶，还有成了浸渗到情绪里的頹废”。中岛孤岛继之发表的《乙已文学（黑暗的文坛〉》以托尔斯泰的《艺术论》和诺尔道的《堕落论》为依据，指出“象征主义是诗的一种邪道”，并批评了上田敏泽介象征诗的做法和蒲原有明的《春鸟集》等，指出他们“引进这样的新诗风，只模仿其外形，而不省其精神，则与其无异。在其本国即使遭到许多非难，但在与其时代的关系来说，尚有一分可取。然而在移入与其本地完全相异的他国文坛后，则完全没有什么可取了”。因此，他指责日本近代象征诗风“是文坛的一种反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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